王贺 | “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 ——以《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为中心

“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 ——以《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为中心

王贺

（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如何认识其与传统人文学术的关系，构成一重要问题，具体到中国人文学术语境中，其又意味着什么，颇值学界省思。本文以延安版《解放日报》（1941.5.16～1947.3.27）为个案，考察既有的《解放日报》纸质目录、索引与诸种《解放日报》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指出现有的数据库尚无法满足“数字人文”研究的要求；“数字人文”须时时返顾、吸收传统研究成果，方能达到其预想目标；“数字人文”之后的传统研究（即便是传统目录学、文献学研究），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并不一定被其取代。总之，两者应该是亲密伙伴，而非视为敌手。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比较理想的境界仍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互相支援、融会贯通，而非有意区分新旧、高下。

关键词：“数字人文”；《解放日报》；目录；索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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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简称DH）诞生之后，以往所有的人文学术研究仿佛都变成了传统研究。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数字人文”与传统研究的关系，从而既帮助我们增益、改善我们的学术研究、写作实践，又推动“数字人文”本身的发展？在西方，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正在侵犯人文学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数字人文”深植于人文学术的传统当中，且“应该继续宣扬传统的人文学科价值观，如关注历史、美学、语言和文化，以及人类生活和思想哲学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将数字技术、方法运用于人文学术研究这一新的研究取向，为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走出“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突破自己的“天花板”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无论它最终是否奏效、取得预想中的成功，都值得学术界予以注意、探索。现在亦可谓正当其时。

与此相较，在中国，“数字人文”目前为止几乎未遭遇任何有效的、实质性的批评，它的进展顺利得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其在今日的发展情形，颇有几分近似于198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大潮中被引进过来的某一新兴学说，被时人/我们视作一种学术时尚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但“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其表面的繁荣、热闹之下仍难掩不少真正的、有待深思的问题，其中之一即在中国的人文学术语境中，其与传统研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张力，抑或两者完全一致、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在中国做“数字人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其与传统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数字人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究竟意味着一种挑战、取代还是新的拓展、增益？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适合的做法当然是，逐一讨论现阶段不同的人文学术领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因应方式及相关论述，但这并不现实。不断发展深入、细密的专业领域和知识分工，不仅让我们及时跟踪自己的某个狭窄的研究领域变得十分费劲，也让那种想要把握整个人文学术领域的努力变得难以实现，甚至有时显得有点业余、可笑。但也许我们可以缩小自己的观察范围，将其放入看起来最为传统的人文学术领域，例如文献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目录学（这里指的仍是中国目录学，并非欧美、日韩等地所谓的“书志学”、“分析书志学”等领域），来看看它究竟在面对“数字人文”时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还有哪些不足？

事实上，已有研究者指出，早在Digital Humanities这一术语被译成中文之前，在中国的计算语言学、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学术专题数据库、图书馆或者商业主导的数据库／档案库等领域的“数字人文”发展，已颇具规模。那么，传统目录学、文献学与“数字人文”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联系，只是目前尚未引起“数字人文”学者注意？在这方面，笔者曾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一是《目录学向何处去？》，强调了现存的、常见的纸质目录、索引的缺陷，以及目录学在现阶段所遭遇的危机和挑战；其二是《危机中的意义：再论“目录学向何处去”》（修订稿题作《“数字人文”视野中的目录之学》），试图澄清前述那种看起来可能有些“矫枉过正”的观点，并为传统的目录学进行辩护，重构目录学在现时代各种可能的发展路向。但在本文中，笔者想离开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和期刊文献（前二文中的具体讨论对象如《新月》等刊物，大率如此），转趋多被视为历史文献和报纸文献的《解放日报》，就其数据库与纸质目录、索引作一比较、对照，藉此再一次集中思考传统的目录学与“数字人文”视野中的目录学的关系，以为我们理解“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研究的关系提供一些基本认识，建构在中国做“数字人文”的意义，助力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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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及数据库

如所周知，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长期在延安地区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解放区文学史、社会史的重要研究资料。该报不仅刊登过大量延安的时政要闻、社会动态和国内外军事新闻，以及中共高级领导的讲话、文件，还发表了许多当时身在延安的作家、报人、艺人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艺文创作。因此，对这一报纸的阅读、利用，成为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解放区文学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先行、重要工作。但在长期以来，该报并未被数字化、建成数据库，学者到图书馆、资料室阅读原报及原报影印件，查检相关纸质目录、索引，成为利用该报的唯二有效途径。直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谷浪远景（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置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等商业数据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共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百度云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简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相继问世，才结束了《解放日报》没有数据库的历史。

但这三个涵括了《解放日报》的数据库，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像传统的目录、索引那样的便捷的查找文献的方式？甚或有新的索引或知识发现途径？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其中只有“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是公益的、供读者免费使用的，其余两个数据库都是商业数据库，只给购买了其使用权限的机构用户使用，极大地限制了用户范围。其次，“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是全文图像库，只提供按年月日这一报纸文献本身的目录进行阅览的利用方式，其余两种虽则提供了包括关键词、标题、日期、作者等字段的检索功能，读者亦可按出版日期、期（号）版次等进行普通浏览，但仍是全文图像库。具体而言，《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的功能设计如下表一：

表一

但实际上除按期浏览和按篇目检索外，其功能相当有限。其一，“关键词”未提供检索栏位，只有“关键词推荐”一栏显示“联大”“南洋”“昆明”“印刷”“澳门”“博山”“博古”“沂蒙”“胡适”“非洲”“领海”“昆明联大”“淮南军区”“长崎”“广岛”等十五个关键词，目前尚未发现其有另外的关键词表、词典。

表二

其二，“作者”字段并未提供检索栏位，无法真正使用。

其三，其所谓的“文献类型”只是指该库目前所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该库误为《八路军军政》）《群众周刊》（误作《群众》）四种类别，亦即报刊类别，并非是指这些报刊中每一文献所属的文体分类，一般我们理解的“文献类型”恰为后者。

其四，其“年代”“日期”和“期（号）”等字段，似亦可合并作“出版日期”。

其五，该数据库并未提供“笔记”功能。

而《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则声称：

本数据库通过报纸图像数据和出版日期、版次、标题文本、篇目坐标等信息的有效关联，提供基于标题的篇目检索，并能够准确定位到单篇内容位置，篇目可实现下载；可选择单独检索一种或数种报纸，以及跨报通检，适应各种研究需要。

本数据库可按报纸名称、出版日期、版次等进行普通浏览，篇目热区显示，省却了辨识篇目区域的难题。

本数据库可以按拼音、区域进行导航；每一种报纸都撰写了提要，详述报纸的创办经过、内容特点等重要信息；可以运用时间轴，来阅读同一日期各报的不同报道，如选择1937年7月7日，即可阅读“七七事变”在各报的不同报道。……

（本数据库提供）民国报纸数据的多维度查询、统计、勘误、收藏、个人设置等功能，为管理方提供了读者互动和用户使用行为分析的手段。

经笔者使用该库发现，除未见上引第四点的部分功能如“统计、勘误、收藏、个人设置等功能”（《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则有）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皆名副其实。

两相对照，可见《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较《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功能更为强大，因此更具有应用前景，但它们共同的缺陷是并未提供全文文本资料，全部数据仍以报纸图像数据为主。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早有研究者发现，大量的近现代报刊“文献数据库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纸质替代状态，普遍只有检索功能，并且只能按原始资料的结构进行浏览，不能帮助研究者统计、分析文本。”的确，对于“数字人文”研究而言，只有图像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图像文本化之后的文本资料，或者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智慧数据（intelligent data）。于焉可见，学者要想利用现有的这三个《解放日报》的数据库，探索“数字人文”取向的史学、文学等领域研究，目前可能还不现实。

然而，在数字化的《解放日报》之外，其实早有为该报编制目录、索引的做法。如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编制的《解放日报索引（1941年5月—1947年3月）》（全六册）、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会编制的《〈解放日报〉记事目录 （1941—1947）》（全四册）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编《解放日报摘要索引》、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解放日报人名索引（ 1941年5月—1947年3月）》。此外，一些汇集了其中的地方文献、文学文献的目录、索引也早已有之，如孙国林、曹桂芳编《〈解放日报·文艺〉创刊前的文艺篇目》《〈解放日报·文艺〉文艺篇目》《〈解放日报·文艺〉停刊后的文艺篇目》（皆载氏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一书）及魏一明著、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索引（河南部分）》，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史志办工作人员编纂的《〈新中华报〉〈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索引（陇东部分）》及《〈新中华报〉〈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索引（关中部分）》〈解放日报〉刊载陇东分区资料辑录》《〈解放日报〉刊载关中分区资料辑录》等，都是利用这一报纸进行的二次文献加工，便于读者更进一步查检、利用。

进一步比较上举三种《解放日报》数据库及《解放日报索引（1941年5月—1947年3月）》《解放日报人名索引（ 1941年5月—1947年3月）》这两种主要的纸质索引（尽管由于条件限制，在此我们难以作量化分析），并重新优化各个索引/通检字段及其顺序，可得如表三所示结果：

表三

透过表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除“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表现平平，《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中的《解放日报》数据库，较前此编纂出版的纸质目录（本表虽未将其与上举部分目录进行比较、分析，但目录亦可视为篇目索引，即文献“标题”索引）、索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字段上，都更形丰富，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如以相当范围更为狭窄、准确的“关键词”取代范围更广、语义较为模糊的“主题”）。其中，《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同时也遗漏了《解放日报索引（1941年5月—1947年3月）》中已初具雏形的“文献类型”字段，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文献类型”旨在揭示我们所需要查找的研究资料的性质，并非主题和内容，而主题和内容才是最重要的。相较之下，《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设置的“人名”字段，从表面上看，似乎遗漏了《解放日报人名索引（ 1941年5月—1947年3月）》中的“人名”这一字段，其所设定的“作者”字段似乎只是数量更为广大、且深入报纸每一篇文献的“人名”之一种，范围缩小不少，但实际上由于其另有“任意词”检索字段、支持全文检索，因此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一不足，并杜绝人工编制索引难以避免、克服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纸质索引并不十分完善（参见表三“备注”），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及《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而言，其中的《解放日报》数据库如果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充分参考、吸收这些先行成果，即便暂时不能提供全文文本数据，不支持全文检索，也可以方便研究者更大程度的利用，遗憾的是，其并未如此行事。而类似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他近现代报刊文献数据库中。换言之，数据库建置目前存在的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忽视了这些传统研究成果。

但何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史料学、文献学的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述这些早已编纂出版的《解放日报》目录、索引，作为常见、重要的专题目录索引，在各种近现代史史料学的通论类著作一般都会提及，如张柱洪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第五章“史料工具书与利用”述及“中国近现代史报刊目录索引”时，就提到《解放日报索引（1941年5月—1947年3月）》《解放日报人名索引 1941年5月—1947年3月》二书；曹天忠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第十八章“史料蒐集和整理”述及“期刊与报纸类综合目录”（含索引）时虽未举出《解放日报》目录、索引，但也在“报纸索引及报纸期刊、合编索引”“报纸与期刊合编的目录和索引”两种类型下缕述许多重要的近现代报刊目录、索引。在中文系，中文工具书的使用是一必修科目，通用教材如祝鼎民编著《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增订本）第十一章“查书目、报刊目”之第四节即为“查报刊目录”，第十二章“查论文资料索引”之第二节“各报刊索引”之第一小节“查建国前的各报刊索引”不仅列出《解放日报索引（1941年5月—1947年3月）》《解放日报人名索引 1941年5月—1947年3月》，还介绍了其编法、用法；至于专门的文学文献学、史料学著作，对此更不陌生，如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介绍到报刊中的文学史料及查检史料的工具书时，一再指出近现代报刊目录、索引的重要性，认为“近现代报刊，尤其是近代报刊，年代既远，收藏亦少，”因之“掌握有关的影印情况和目录索引是很重要的”；而徐鹏绪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第一编第二章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目录的编制”时，也将“期刊目录和报纸目录”作为“现代文学作品目录”（尽管这一分类是否准确仍有待商榷）予以重点述说，其间虽未专门提及《解放日报》目录、索引，却仍举出《〈小说月报〉索引》《申报·自由谈目录》等“一些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文学报刊”的目录和索引，以为说明。

凡此种种，都揭示了掌握既有重要的近现代报刊文献的纸质目录、索引之于文学、史学研究不仅必要，且属于其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关于目录、索引的编制与研究，更是图书馆学领域的“常规动作”。那么，既然其属于图书馆学专家的拿手好戏，且无论文学还是史学研究者，对这方面的目录、索引都耳熟能详，能够将其用作自己的研究，关于《解放日报》数据库的开发者对此置之不顾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尝试性地给出这样一种解释：这些开发人员，很可能并未接受专业的文学、史学和图书馆学学术训练，而是来自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他们甚或不能称之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而只是一个个熟练的图像扫描操作人员、入门级的数据库系统程序设计员。他们对专业数据库、学术数据库的理解和想象，迄今为止似乎仍多停留在电子化、数字化这一基础层面，未能朝向数据化、文本化。当然，与近现代期刊数据库容易利用先前已印刷出版的纸质目录、索引相比，报纸数据库由于体量极大、全文数字化成本极高及版面切分、文字和图像识别不易等难题存在，较难利用现有目录、索引或是一客观原因。但这一切都导致了包括《解放日报》数据库在内的许多近现代文献数据库未能走向文本化，更由于不同的数据源之间缺乏共享、开源精神，亦未搭建、设计相应的应用环境和“数字人文”工具，难以帮助我们进行整体的、大规模的分析，展开“数字人文”的具体研究。

但在商业数据库迅猛发展的刺激之下，目前，学者们已逐渐意识到建置数据库（语料库），尤其“专题数据库”、小型数据库的必要性，“并将其视作自己的学术使命和工作的重要内容”。由此，有研究者提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是建立通用的词汇级的本体，转化、集成传统文献检索工具，建立基于本体的神经网络式的知识管理系统，提供语义网的智能知识服务。”其中，知识本体和知识网络是“两个层面的基本要素”，“用传统词汇概括，相当于‘辞典’和‘索引’。知识本体如同辞典，是指一个不可再分的意义的规范表达形式及其权威解释；知识网络如同索引和索引的综合体，包括各种类型检索工具，例如范畴索引、主题词表、人物关系索引（传记索引、交往索引、世系表）、年表、地图、书目等等，知识网络把这些索引中的同一意义的标目提取出来，加以综合归纳，形成反映知识自身关联的网络，人文学者可以循此网络进行无限的知识运算，包括聚类、筛选、比较、统计、推理。”不仅点明了数字文献的发展方向，也再一次说明了其与传统目录学的有机联系。但反过来，正如笔者先前所论，尽管“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数字人文”或将在未来取得更多、更大进展，但我们仍有必要继续进行纸质目录、索引的编制及相应的、传统目录学研究（不只目录学史研究）。更何况，正如图书馆学专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很多时候，想要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查询一些特定的资料，我们仍然“需要利用印刷型书目、目录和索引，只有利用这些检索工具，才能找到较为古旧的资料，它们是计算机数据库未曾收录的。”研究者如果只依赖于通过互联网、数据库找寻研究资料，无疑将会错失很多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在这方面，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旧书店、拍卖场乃至私人藏家的藏书室，都将持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相关资料。

3

在中国做“数字人文”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过以上的简短讨论，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人文学术语境中，“数字人文”的发展目前的困难很还多，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文本资料的缺乏，这使得我们无法进行相应的文本挖掘、分析及语料库分析，试验其他的数字技术、方法，因此对其发展态势我们应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可以发现，“数字人文”包括数字目录学、数字文献学等方面的发展，有必要吸收传统的目录、索引研究成果，从而为我们提供更为便捷、多维的知识发现通道，就此而言，“数字人文”应该继承传统人文学术遗产，而非将其视为落伍、过时之物，排斥在外；但是，一旦拥有大量的、经过编码的文本资料和丰富的关系数据、智慧数据，“数字人文”也就超越了传统的目录、索引提供的知识发现方式，超越了数据库提供的检索、浏览、复制、下载功能，而将我们带入全文检索和文本挖掘、分析的新境界，为数字技术、方法在传统的学术研究的应用创造了新的可能，就此而言，“数字人文”又是传统学术的拓展、深化，甚至有可能取代传统研究。不过，从理论上来说，除非我们将所有的研究资料可以数字化、文本化、数据化，否则，任何时候，谈完全取代都可能还为时尚早，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或者是对“数字人文”做出这样的定义：“数字人文”乃是传统研究回应目前我们正在面临的数字技术、方法的一种方式，其既质疑、挑战着传统研究，更是对传统研究的增益、改进、开拓和新的发展。

实际上，与一些可能倾向于将传统研究窄化、固化的“数字人文”学者相反，在笔者看来，传统研究的天地极为广阔。严格来说，很可能只是我们使用的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某个极为狭窄的研究领域，已经或即将碰到它自己的“天花板”、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思维定势”等问题，其实新的资料、新的问题、新的理解每天可能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它的困境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数字人文”正在尝试为突破、克服其困境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故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自传统研究中孕育而出的“数字人文”，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非对手。不过学者的禀赋不同，学术训练、旨趣及职业习惯有异，有的学者熟悉、青睐传统研究，亦能多所创获，有的学者则希望学习新的研究技术、方法，试验“数字人文”，皆可谓学术研究的常态，我们大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厚此薄彼、贵新贱旧，有意无意制造新的区隔、等第，比较理想的境界或许仍然是从问题意识出发，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促成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相支援、融通。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数字人文”学者也提出以“数据驱动”（data-driven）“流程驱动”“任务驱动”“项目驱动”等方式进行人文学术研究（差堪比拟于文献学者以文献尤其新文献、冷僻稀见文献驱动其学术研究，却遭到许多第一流的文学、史学研究者的严厉批判，后者力主多读“常见书”，且能“读书得间”，“于不疑处有疑”），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评价这些观点？承续上文对“数字人文”与传统人文研究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数据驱动”等方式虽或有效，但问题意识仍然是优先的、不可忽视的。因为无论是“数字人文”，还是中国传统人文研究，其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解决某个、某一些具体问题或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拥有共同的连接点（conjunction）。如果离开了这个连接点，离开了问题意识，传统研究和“数字人文”或将渐行渐远，更进一步来说，舍问题而谈方法，何异于群己不分、侈谈自由？又何异于一艘失去锚的船只，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

总之，“数字人文”与传统研究“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本文开头曾极为扼要地总结西方学术界对于“数字人文”与传统研究的争论，但在此或许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所谓的“西方”仍然只是一方便法门，其实“数字人文”在美国和欧洲的认知、发展状况尚有所不同，也因此学界关切的问题、讨论的重心也不太一致。受美国学术界影响极大的中国“数字人文”研究者，在面对“数字人文”与传统研究的关系、证明这种新生事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时，是像美国学界一样通过引爆对现有的某种研究传统、惯例来展示其原创性、新颖性，还是依违中国学术传统行事，通过揭示新事物如何承继传统，并对此作出补充、完善、开拓、发展，不仅调和、缓和二者之间可能的矛盾关系，也寄望于促进二者之间的融会贯通，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也正如Chad Wellmon所言，“人文学科以无数形式繁荣发展，而且是在不断应用新方法、实践和技术的同时实现的。”“数字人文”尽管只是这些“新方法、实践和技术”的一种，但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意指，实质上也很多元，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虽然其不可避免地和某些传统研究方法、技术凿枘不投，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脱胎于传统研究、且能从中汲取必要的智慧和养分，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不仅可以成为我们从事“数字人文”研究（以及推进“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开发相应的研究工具、技术等）的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同时或亦可平息传统研究者的不屑、质疑抑或汹汹怒火，使之继续守正创新，取得新的成就，斯亦所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之要旨也。

就此而言，在中国做“数字人文”，虽然可能很长时间内仍难摆脱西方学术的“影响的焦虑”，但尽早确立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主体性，特别是在将其与传统研究的关联而非割裂中展开相应的研究，重新定义“数字人文”的多元、复杂特质，既应该成为中国“数字人文”学者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也可反哺、反刍于传统研究，卒使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迈入新境。换言之，从清末民初“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于死”，到1930年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倡言“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勃勃雄心，再到今天蔚为潮流的“数字人文”的勃兴中，我们究竟是成为西方“数字人文”理论、方法的注脚，还是“别求新声”、深造自得，使之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新的起点，端赖新一代学者的自觉和不懈努力。

   （原载《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今注释从略，引用时请参阅原文）

编辑：刘婷